道听途说

嘉佑六年（1057年），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，在试卷里愤然写道：“我听人说，宫中美女数以千计，只以饮酒作乐为生；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，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。”

这基本上是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。如此“恶毒攻击”他将要效力的皇帝，简直“大逆不道”。考官们自然共同撇嘴。这时，宋仁宗却发话了：

“朕设立科举，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。苏辙只是一个小官，敢于如此直言，应该特予功名。”

最终，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制举科。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：“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！”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。

某次，包拯联合其他谏官，合力弹劾三司使张尧佐，指责他平庸无能，言辞十分激烈，并要求罢免他。

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，依着张贵妃的恩宠任此要职，包拯这么一闹，仁宗感到很难办。见拗不过包拯等人，仁宗想退一步再说，答应免除张尧佐的现任职务，放外去当节度使。谁料众谏官的态度更加激烈，包拯更是词壮声高，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。（建议包拯保持社交距离，防止冠状肺炎。[调皮][调皮][调皮]）

仁宗也有些动气：“你们这是在声讨张尧佐吗？节度使是个粗官，值得这样争吵吗？”包拯旁边的谏官唐介立马接着说：“太祖、太宗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，节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。”仁宗气得干瞪眼，外放的事只得作罢。

回到后宫，憋了一肚子怨气的仁宗，把闷火撒在张贵妃头上，他对张贵妃吼道:“你只知道要宣徽使、宣徽使（当时同时任命四职）！你哪里知道，现在是包拯当御史呢！”皇上被大臣逼得如此狼狈，千古无有！反过来说，倘使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，又何来包拯的千古盛名？

宋仁宗一直在学习唐太宗，唐太宗节俭爱民，宋仁宗就把节俭做到极致。唐太宗有一个好老婆，宋仁宗就硬着头皮接受了非常讨厌的曹皇后；唐太宗写了《贞观政要》，宋仁宗就写了《洪范政鉴》。唐太宗擅长飞白，宋仁宗就苦练飞白；唐太宗沉迷丹药，宋仁宗没有。

唐太宗也曾有杀掉魏征的念头“杀此田舍汉”，宋仁宗除了回到后宫对妃子发点牢骚，可是真没动过此念，“台谏之言，岂敢不行”！如果这还仅仅涉及一些所谓的“面子”，下面这件事似乎触动了“骨子”。

四川一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：“把断剑门烧栈阁，成都别是一乾坤。”这不是明目张胆煽动造反么？

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，仁宗却道：“这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却始终当不上，这才写诗泄泄愤而已，怎能治罪呢？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做，说不定因为感激，他会做得很好。”就授其为司户参军。

赵匡胤黄袍加身后，告诫子孙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；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，不得连坐支属”。奠定了大宋朝厚待知识分子、宽恕异己人士的基础。仁宗一朝，将这一理念推行到令人称羡的高度。

并且，不仅是对知识分子。饥荒年间，总会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，仁宗道：“饥劫米可哀，盗伤主可疾。虽然，无知迫于食不足耳。”饥民的死罪统统免除。